一、前言

代际收入传递一般指家庭中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若父代对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越大，则子代收入的高低越依赖于父代，这意味着子代自身努力等因素对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会被削弱。从微观上对居民家庭收入代际传递进行研究，教育、健康及职业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当子代从父代那里得到更多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本时，他们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个人收入不仅取决于种族、能力和其他特征，还由家庭环境所提供的知识、技能和目标决定。张世伟和吕世斌（2008）从家庭背景的角度研究子代收入的影响因素，发现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代收入也随之增加。陈琳和袁志刚（2012）选取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对收入的解释力基本超过10%。Ruiz（2016）在研究社会出生、教育程度与职业目的之间的关系时，发现机会平等、人才的有效分配和教育可以成为工具，鼓励社会流动，减少父母的经济地位对其子女的职业生涯的影响。赵丹丹等（2019）对城乡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差异与子代收入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父代人力资本的差距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远小于子代自身的人力资本差距，前者受教育年限差距每增加1 年，子代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2%左右，而后者的子代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了20%，且随着我国改革力度的加大，代际影响在逐渐缩小。

目前大多学者主要研究教育对居民家庭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即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其收入也相对较高，通过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提高子代未来收入。已有文献表明教育对个体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医疗保健以及职业等方面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本文主要从教育、健康及职业三个维度，分析各个维度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增加社会的公平程度，促进社会长期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该数据库自1989 年起，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10 次，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2015 年将调查范围从原有的9个省份增加到了15 个省份和直辖市，共得到7200 户家庭、 个个人样本，调查内容涵盖社区、家庭及个体等特征。

本文首先将父代和子代进行分离，然后将同一个家庭的父代与子代进行匹配，考虑到父亲的经济收入在绝大多数家庭中占主体地位，本文仅研究父亲与子代的代际收入关系。如果某个家庭中出现多个子女，并不排除该家庭，而是看作同一个家庭的多次观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16 岁以上60 岁以下的劳动力样本，删除了父代与子代年龄差小于14 岁及收入为负值的样本。经过以上处理，共获得354 对有效配对样本，分别来自东部的北京、江苏、辽宁、山东、上海，中部的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西部的广西、贵州及重庆等12 个省市。

本文采用的收入变量是个人年净收入；教育变量采用的是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变量的设定按照Erikson and Goldthorpe 的职业等级分类表（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及定义

（二）实证方法介绍

基于代际视角的收入影响因素分解研究目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在传统的回归分析中直接加入影响居民家庭代际收入的某个因素，然后通过比较“条件的代际收入弹性”与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的的大小，若变小了则表示所选取的因素确实对收入代际传递产生了影响；另一类是通过计算出某个因素可解释的代际收入弹性占总弹性的比例，从而得出该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在现有的微观数据基础下，本文主要采用Blanden 中间变量法对居民家庭收入代际传递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首先，利用下式求出代际收入弹性：

其中，yc表示子代收入，yf表示父代收入，γ为代际收入弹性，表示父代收入每增加1%子代收入所增加的百分比，数值在0～1 之间，越接近1 说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越大，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差，μ表示随机扰动项。其次用父代收入对中间各个变量进行回归，该回归模型称为投资模型，表示父代对教育、健康及职业的投资。最后用中间变量对子代收入进行回归，该回归模型被称为回报模型，表示父代投资后子代收入的回报：

其中INk表示中间变量，k=1、2 3，分别代表子代教育、健康及职业，λk为父代投资系数，θk为子代的回报系数。λk、θk二者决定了各中间因素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弹性的解释力度，此时代际收入弹性值γ为：

因此三个中间变量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τk为：

总的解释力τ为：

三、实证分析

表2给出了各区域的居民家庭代际收入弹性的测算结果。从中可以看出，2015 年城镇的代际收入弹性（0.490）大于农村（0.201），说明城镇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相较于农村地区，城镇地区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更为复杂，高收入的父代更容易利用自己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子代创造较高的收入条件。此外，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不断上涨，使得他们与父代收入关联程度降低。对比三个地区，2015年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最高，达到了0.310，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低，较低的代际收入流动反映出该地区可能出现“贫困代际”现象。东部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最低（0.138），说明该地区的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可有效避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表2 各区域代际收入弹性

表3 计算了教育、健康和职业人力资本在城乡、地区间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解释比例。

表3 各地区代际收入弹性的分解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子代职业在代际收入传递中所占的比重都不高，特别是城镇，子代职业的回报率为负值，即子代职业等级越高，其收入反而越低。这可能由于本文职业等级高低的划分与收入的多少并不是绝对一致造成的，少数等级偏低的职业，其收入反而会高。城镇子代的健康水平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解释力为10.16%，高于其他两种因素，主要原因是城镇子代健康回报率远大于其他两种因素。农村子代的教育水平在代际收入传递中所占的比重是三种因素中最高的（8.65%），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农村父代对子代教育的投资系数比其他两种因素高。进一步对比城乡，可以发现城镇的三种因素的投资系数都比农村的高，说明城镇父代更重视对子代的教育、健康及职业等方面的投资。

从东、中、西部代际收入弹性的分解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父代对子代教育的投资系数最高，达到了0.414，而西部地区的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投资系数最低（0.202），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东部地区的父代对子代的教育重视程度更高，另一方面可能是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较低，父代收入水平较低，进而对子代教育的投资较少。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子代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所占比重为22.8%，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说明东部地区子代收入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较大。进一步对健康因素的投资、回报两个环节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个地区父代对子代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系数都比教育低，且回报率都是负值，即子代健康水平越低，其收入水平越高，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收入水平高的人，更易得到较好的医疗条件，能及时了解到身体状况，另一方面可能是高收入人群所面对的生活环境压力较大，从而不同程度地引发身体及心理上的疾病。最后，除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外，职业也是导致居民家庭代际收入相关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父代对子代的的职业投资系数及子代职业的回报率都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分别是0.303、0.114，与此同时，西部地区职业因素在其居民家庭代际收入传递中所占比例较高（11.14%），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相对较低，分别为2.86%、0.41%，该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社会阶层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对子代的收入水平影响较大，可能出现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

总之，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各区域的居民家庭代际收入传递中人力资本的解释力度都达到了10%以上，特别是东部地区最高为26.51%。由此发现，对于子代而言，教育、健康及职业等方面的投资越高，其收入水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数据和统计方法，分析了教育、健康及职业对居民家庭代收入际传递的解释度。结果发现，2015 年我国各区域人力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总解释比例均超过10%，说明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无论是城镇与农村的对比，还是三个地区之间的对比，均显示经济越发达地区，其父代对子代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越高，且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解释力也较高，说明发达地区子代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这表明，政府需要保证各个区域的教育资源的合理供给，特别是降低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成本，从而提高居民家庭的受教育程度，降低代际收入弹性。针对职业，与教育因素呈现出的结果相反，经济越发达地区职业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所占比重较低，经济落后地区反而最高。这说明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减少父代通过社会网络等手段为子代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情况。此外，城镇的健康水平在代际收入流动性中的解释力高于农村，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城镇父代对子代的健康状况投资较高且子代健康给收入带来的回报率也比较高，这说明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影响子代的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子代的收入。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偏远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改进医疗设备，尽力满足当地患者的就医需求，引导当地居民重视身体健康，缓解因健康状况对收入造成的影响。

[1]谢勇.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代际间传递[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02):49-56.

[2]陈琳,袁志刚.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趋势与内在传递机制[J].世界经济,2012,35(06):115-131..

[3]Ruiz,Antonio Caparrós.“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Spain.”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vol.92,2016,pp.94–104.

[4]赵丹丹,张泽,胡张婷.二元体制背景下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对城乡子女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 城乡家庭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A].2019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优秀论文集[C].中国统计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统计教育学会,2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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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清瑶,周世军.出身决定收入吗?——基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研究[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7,31(05):77-86.

[7]薛宝贵,何炼成.代际收入传递: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资料译丛,2015(01):64-76.

文章来源：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网址: http://jnzyxyxb.400nongye.com/lunwen/itemid-610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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